研究成果

李肇星:序《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

李肇星:把握新时代公共外交的脉搏律动

*本文姚遥著 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序一,发表于《世界知识》2019年第13期《好书过眼》栏目。

图为2013年4月18日,时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前排右二)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左二)、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左一)等国际问题专家出席“俄罗斯论坛之中美欧俄四边公共外交研讨会”。右一为研讨会主持人、本书作者姚遥。


李肇星,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离开外交一线后,我接受组织安排于2012年至2017年出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其间,姚遥同志在协会任研究室主任,他敏而好学、勤勉工作,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难忘的公共外交活动与国际问题调研。本书便是他相关思考的部分成果,其中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读者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论认知,一些探索性的新课题也可以激发各方面不同视角的有益讨论。

少数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源自西方,事实是中国久已有之。书中归纳的史实和知识,使我深受启发。作者提到新中国首任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即提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而“公共外交”正是新中国从未间断的“半官方、半民间外交”。一位老首长曾提示我,外交大权在中央,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参与者多多益善,但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都要听党的话。

我参加外交工作50多年了,对上述道理深感认同。近年来,我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大约有以下感受。

第一,公共外交的本质还是外交,政策上须与中央一致。

开展公共外交必须熟悉外交政策、学习外交知识、领会外交理念。2013年6月,我在新加坡一个公共外交性质的论坛上碰到一位美国“半官方学者”在演讲中故意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说成“四个联合公报”,把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也算了进去,在场的两三个中国人或许是没听清他所玩弄的邪门歪道,竟给他鼓掌。

想不到,第二年,那个“半官方学者”又在同一个论坛年会上点名批评中国。幸好,一位与会的中国退休高官当即对他严正反驳。事后几位了解情况的韩国老友告诉我:“你们这位高官有理有据有节为自己的国家仗义执言,好样的!

第二,公共外交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须时刻把祖国放在第一位。

2014年7月,应法国总统邀请,我赴法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活动。一战是帝国主义不同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加入协约国,但英法强权看不上中国的军力,只让中国派劳工去修壕沟、抬担架、运弹药。结果,约1.5万华工客死他乡,尸骨也葬在了法国。

那次访法,我是以前外长的身份去的,故也可看作是半官方性质的公共外交。我访问了当地一个最大的华工墓园,448名埋葬于此的中国人多数来自我的家乡——山东省。我在每一座墓碑前鞠躬、默哀、流泪,发表讲话时几度凝噎:“老乡们,我来晚了……”我深切体会到,没有祖国的强大,人活着不幸福,死了也没有尊严。

第三,公共外交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须谨记人民至上。

2007年7月,应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邀请,我去约翰内斯堡出席一个名为“元老会”的公共外交会议,碰到了美国前总统卡特。他曾邀请我和夫人去他家乡农场做客,我们聊起过小时候都曾帮老人播种花生等趣事。在人权等问题上我也给他提过意见。想不到这次在非正式会见时,他告诉我:“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是对的,但要理解不同国家的差异,现在有的非洲国家人均寿命才三四十岁,推行统一的人权模式是不可能的。”看来,现实才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公共外交也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公共外交的主旨是促进文明交融,须引导更多中国人提高素质、丢掉陋习,争做先进的“公共外交官”。

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举行期间,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之下,我代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发了“丝绸之路和平奖”。习主席在颁奖仪式上强调,中国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文明成果。

从事公共外交,要从自己做起,勤学苦练、天天向上、不忘初心,牢记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句标语,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

愿大家在阅读本书后有所收获,有新想法、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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