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倡议后，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越来越广泛。相对而言，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的态度较为消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提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有利于推动相关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印度方面的某些人士对‘一带一路’可能还有一些疑虑和犹豫,还处在一种观望和纠结的状态”。2017年印方挑起洞朗对峙事件后，作为“一带一路”组成部分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旋即陷入停滞。2018年4月26～27日，中国领导人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在孟中印缅框架下加快经济合作”。6月9日，中国领导人和莫迪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双方明确同意加强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正在重新激活。然而，中印分歧的弥合难以一蹴而就，印方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误解与误判并未完全消除。下一阶段,充分认识并有效化解中印之间的认知困境，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起源来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原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个次区域动议，脱胎于中国边陲省份与相邻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倡议。此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加速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步伐。然而，由于印度方面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存在误解和误判，致使其在进入关键阶段之后旋即陷入僵局。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发展至今，走过了不太平坦的历程。

第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缘起自中国地方省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1999年，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发起了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四国专家学者以民间身份与会，就建设一条连接加尔各答和昆明的陆路通道展开讨论并达成一致认识:此一通道意义重大，能够连接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发喜马拉雅以南地区丰富资源，融合长期被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南亚内陆地区。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于2013年正式倡议之前，四国代表围绕孟中印缅区域合作已经展开了多轮会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9至2003年，主要参与人员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属于民间层面的探讨与合作。第二阶段为2004至2010年，主要成果是将区域经济合作论坛从民间层面上升为政府层面，使孟中印缅区域合作成为各方政府正式认可的次区域合作计划。第三阶段为2011至2013年，签署了建立孟中印缅商务理事会等一系列合作备忘录，各方希望孟中印缅区域合作能够朝着更高级别、更多层次的政府间合作迈进。

三轮会谈持续十多年，各方都意识到了深入合作的重要性，讨论的问题领域亦日益宽广。在此基础上，2011年，中国云南省正式提出构建孟中印缅“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经济走廊的构想。然而，直至2013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并没有实际进展，各国落实到具体事宜上的合作实践仍较为缓慢。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使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进入发展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发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倡议，为孟中印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2013年2月,孟中印缅汽车拉力赛成功举行，为四国深度合作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同年5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双方同意与其他各方协商，成立联合工作组，研究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并正式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013年12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在昆明举行,各方就建设前景、优先领域、合作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时任云南省长在会上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把中国的向西开放与印度的东向战略结合起来，把东亚和南亚这两个世界重要经济增长极连接在一起，必将为亚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84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快车道。2017年4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四国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代表出席会议，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惠及区域民生福祉、提升区域包容性发展。

第三，印度方面的认知困境与行为失当，使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度陷入停滞。2017年4月，四方决定2018年上半年在缅甸召开联合工作组第四次会议。然而，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针对这起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威胁中国安全利益的行为，中国本着最大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并迅速表明态度且划出底线。直至8月28日，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洞朗对峙宣告结束，但原本箭在弦上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由此陷入低潮。

第四，尽管面临障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依然具有巨大生机和潜力，存在着战略引领、区域发展的“双轮”动力。一方面，各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始终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直接动力。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就中印关系以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等充分交换意见，达成了重要共识，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启和激活提供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区域发展始终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层动力。一些印度人士虽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影响心存疑虑，但对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却抱持积极态度。

经济走廊建设的基本动力来自经济要素的流动，而经济要素的流动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走廊产生与发展的根源。故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各方积极努力并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互联互通项目的进展相对缓慢。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取得初步成果。印度方面，在区域合作和走廊建设推动下，从2000年至2017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从不足30亿美元增至844．4亿美元，规模扩大20多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2017年洞朗事件给中印双边关系带来阴影,但两国双边贸易总额仍比2016年增长18．63%，首次突破800亿美元大关。在重大项目合作方面，由中国投资的古吉拉特邦特变电工电力产业园正式投产、马哈拉斯特拉邦福田汽车产业园破土动工，万达、华夏幸福等企业也纷纷赴印考察设厂，园区合作已成为中印经贸合作的亮点之一。缅甸方面，近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缅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2017年以来中缅油气管道、皎漂港、莱比塘铜矿、达贡山镍矿等中国在缅的大型战略投资项目进展顺利。其中，中缅油气管道中的原油管道在2017年3月已正式开始投产。孟加拉国方面，2016年中国领导人访孟期间，中孟双方签署27个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了贸易投资、海洋经济、路桥建设、电力能源、海事合作、通信技术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由中方承建的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卡纳普里河底隧道工程顺利推进;双方并开始推动中孟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四国原已达成一定共识，只是对于具体的走廊线路迟迟未能提出具体一致的方案。截至目前，中方已提出了互联互通的多种设想。中国云南省政府于2016年出台了《云南省中长期及“十三五”铁路网规划》，其中包括了三条涉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出境通道，即中缅印铁路通道和中缅铁路双通道。此外，在云南省规划的15条出境高速公路中，面向缅甸的有9条，目前经瑞丽出境的中缅通道已经开通。对于中方的倡议规划,缅孟两国的反应和态度较为积极。缅甸方面，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上台后明确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也对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建设“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倡议表示认同，提出“缅甸目前亟须解决交通、电力落后问题,希通过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优先在上述领域与中方开展合作。”孟加拉国方面，两国对加强公路、铁路网络建设形成共识，规划从中国昆明出发、经缅甸通向孟加拉国境内、直达印度洋深水港吉大，形成一条横贯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交通廊道，孟加拉国外长阿里于2018年6月访华时明确表态，希望与中国“推动务实合作换档提速”。

相较于缅甸和孟加拉国的积极表态，印度方面持消极态度，这构成孟中印缅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障碍。目前，中方已提出了从云南猴场出境、经缅甸密支那通向印度的中缅印通道规划，这一通道正是二战期间世人瞩目的“史迪威公路”。然而，2017年3月，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在议院表示，目前尚未与缅甸和中国就重新开放“史迪威公路”进行任何讨论;但同时，印度已开始与缅甸、泰国展开协商,合作建设印度－缅甸－泰国(IMT)三边公路。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具有明显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潜力和底蕴来自中方所秉持的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要想突破瓶颈、找到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印度方面走出认知困境，并警惕域外强权在中印之间设置障碍，同时加快与孟缅两国的先期合作以形成示范效应。

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光明前景来自中方所坚持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来自与沿线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愿景。

第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体现了中华传统“多元共生”的和合思维，具有深厚文明底蕴。和合思维具有两个关键特点:一是“天下无外”的和平原则，二是“朝贡贸易”的互利性质。作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秩序安排，朝贡体系有着和平主义的性质，强调“天下无外”，不主张同盟对立;同时，朝贡体系具有互利性，中国看重其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朝贡国则看重其所提供的贸易利益。当然，朝贡体系也有其局限性，由于中国被视作体系的中心，各国关系是不平等的;不过必须看到，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只具象征性,中国只是在文化意义上“虚高一等”，既不存在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也不存在经济掠夺和人口殖民，其实质是在一个没有他者和冲突的“天下秩序”中，外围国家以文化臣服换取中心国家提供安全、贸易、资源等公共产品。本质上朝贡体系是一个商业贸易和万国来朝共生于其中的交往秩序。在当前背景下，传统文明仍有其借鉴意义，在进行扬弃和取舍之后能够为走廊建设提供养分。

第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继承了茶马古道的历史实践，在沿线国家及其民众中具有感召力。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茶、马为主要贸易物资与交通工具的跨国运输通道，以中国川滇藏三角为核心区域，对内辐射黔桂湘等地,对外延伸至印度北部城市、尼泊尔、缅甸、越南等地。茶马古道不仅是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与今日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地理上也基本契合，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茶马古道起源于汉、兴起于唐宋、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互市各方因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了资源禀赋的差异，进而存在互市互利的物质基础。二是各方政府持续不断地改善交通条件，使茶马古道的兴盛有了地脉基础。三是商人在茶马古道的繁荣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催生了许多生产、中转、交易的市场中心，改善并繁荣了各国的市场和民生。更为重要的是，沿线国家形成了多元包容、彼此互信的文化格局，造就了茶马古道和平而热络的贸易软环境，各种不同文明在孟中印缅地区交融共生，进而促进了茶马古道的持久繁荣。

第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体现了中国“合作共赢”的当代外交逻辑，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必将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举措，不仅致力于提升中国国内发展水平,也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是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中华传统文明的继承与运用。在中方的认知逻辑中，任何单纯利己的倡议计划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整合并对接沿线各国的发展利益并实现合作共赢，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才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从实践意义上说，要想突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瓶颈和障碍，需要印度调整认知，主动权掌握在印度手中。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所言:“中印如何共处，如何看待彼此发展，如何判断彼此意图，这是关键问题”。为此，中国应在建构认同、引导舆论方面更多着力，推动中印两国各界妥善管控分歧、聚焦合作共识。

第一，通过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从历史经验中找寻中印两国共识建构的路径。在古代历史中，以佛教文化为桥梁，中印之间的人文交流不绝如缕。不仅如此，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中印两国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属关系，是孪生的农业先锋，具有农业文明所共有的和平外交传统。从历史文明的角度观之，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可以激活的东方共有观念，正如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所言，“华夏天竺，兼爱尚同”,诸如中印边界问题等是两国人民“都不当家做主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两国未来终能以东方的智慧解决问题。当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外交实践，注重唤醒并强化中印之间的历史文明渊源。武汉会晤期间，中国领导人在与莫迪总理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指出，“中印都是有着璀璨历史文化的国家，两国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印两国应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交流，共同致力于东方文明复兴，共同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莫迪总理表示认同，认为“印中两个文明的历史发展非常相似”，印度“世界大同”理念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十分相似。

中印两国政府和民间应以历史文明为切入口，举办一系列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加强宗教、旅游、青年等领域深度互动，唤醒中印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激活两国人民共同的文化因子。例如，举办“中印大河文明对话”;策划“两国青年重走玄奘路”;继续安排印度香客赴中国神山圣湖朝圣;对途经孟中印缅地区的茶马古道进行联合研究并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逐渐解构“二元对立”思维，广泛构建合作共赢的当代共有观念。当前，全球安全危机的关键问题，是西方强权以“二元对立”思维打造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南亚地区，因殖民强权和当代霸权挑拨而愈演愈烈的印巴紧张关系，已成为制约地区互信与合作的关键障碍。为此，必须有意识地加强价值观领域的舆论引导，倡导“多元共生”的东方和合传统、解构“二元对立”的西方同盟思维，实践“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摒弃“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法则。2017年6月，作为南亚次大陆实力最强、同时也是矛盾最深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带来了改善和重构地区秩序的历史契机。正如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所言，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近邻和朋友，“发展中印关系和中巴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中印、中巴关系平衡发展，符合三国和本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未来在上合框架内，各方应提倡合作、消弭纷争，争取早日举行中印巴领导人会晤，实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协同推进、相互补充。

以“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主要内容，中国应借助大众媒体积极开展舆论传播，向印度各界阐释“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的道理。中国西南各省、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都是相对欠发达的区域，面临着发展和扶贫的共同课题。未来，打造互联互通的经济走廊，对各国的经济振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以经济发展为最大公约数，有利于将中印巴等各国联系在一起。

第三，强化各项战略对话机制，使中印各界对消除域外大国的负面影响形成默契。实际上，印度一贯坚持“战略自主”的外交传统，一再强调“决不与其他国家联手遏制中国”，正如中国原国务委员所言，印度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其“战略思想是明确的”。某种程度上，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一带一路”的抵触心理，源于印度错将中国的性质等同于西方强权，忽视了中国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外交特色，从而易于听信挑拨。当前，中印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边界等30多个对话机制，但是仍有必要提升其在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加深互信方面的重要作用，重点要防止域外大国利用一些分歧使亚洲最大的两个发展中邻国形成战略内耗。正如罗照辉大使所言:“我们都清楚，两国承受不起类似洞朗事件再次发生的后果。”

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国际背景下，中印两国必须交心对表，唱响推动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时代强音。与此同时，作为新兴大国，中印都面临着来自守成大国的压力，亟须协调立场，既应对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又探索两个同时崛起的相邻新兴大国的相处之道。中印都处于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必要通过政党、智库、媒体等“二轨外交”，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凝聚共同发展信心。

第四，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总体框架下，可先期推动中缅孟合作，形成示范效应，引导印方逐渐体认到“发展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与印度东北部地区相似，缅甸和孟加拉国边境地区也存在着族群和宗教关系紧张等问题。近年来，面对源自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缅孟关系紧张，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斡旋调停，获得了缅孟两国的共同信任。2018年6月，王毅外长与同时访华的孟加拉国外长阿里、缅甸国务资政府部部长吴觉丁瑞就妥善解决若开邦问题交换意见，推动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按照“止暴、遣返、发展”三阶段设想，提出了“发挥各自优势，加大在缅孟边境地区的发展合作，切实改善当地民生”的未来愿景。

在积极引领中缅孟三方合作的同时，中方应注重使发展成果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印度方面早日放下心理包袱、走出认知困境。恰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言，“我们可以给印度方面更多的时间”，对很多其他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已成为巨大的发展机遇，“早参与，早受益;多参与，多受益”。（注释略）